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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振耀:慈善精神在中国大地上是官民融合,而不是反向而行

:2020/06/30


  

王振耀,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

? ? ? ?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湖北峰会,这是在抗疫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间和地点召开的一次会议,也是中国基金会发展历史上很有意义的一次会议。

  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“公益生态视角下的共同应对前景”,面对全球的疫情形势和中国的社会转型,中国基金会应该做怎样的思考,应该有怎样的集体意识和行动,我重点与大家探讨三个问题。

  一、全力推动公益生态结构性转型

  在改革开放的宏观格局中植根于中华大地

  这次疫情应对表明,中华文明有其特殊价值。深入开发中华文明,大家能看到多层面的公益价值。一是人民和社会对中华传统学问的自觉,包括传统的尊老学问等。二是党和政府提出的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理念。三是以社区为本的基础,作为治理的基础单元,社区成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战场。四是中国特有的公共精神,在疫情应对中,社会组织、企业和政府共同展现了公共精神,当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形势下,国际社会尤其需要这种公共精神,需要这种合力。

  我认为,经过这次疫情应对,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正在静悄悄地发生着一场革命性的转型,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。这是公益慈善组织特别是基金会的从业者,需要认真思考和讨论的非常重要的命题。

  但是,要完成这种转型是相当不容易的。这次疫情应对中,基金会和一线组织展现了很多优秀的案例和品格,做到了出乎意料的程度,带给大家很多惊喜。我举一个例子,为了落实捐赠物资,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,用9天时间处理很多手续。在过去非疫情状态下,或者其他灾情应对中,都不可能有这么艰难,这次疫情对大家民族和社会来说,确实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和挑战。


  基金会和慈善组织,在应对这次挑战中学到了很多。其中,我认为有一项最基本的课程是: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,需要在改革开放的宏观格局中,扎扎实实地植根于中华大地。

  首先,大家需要学习中国之善,不断从历史与传统中汲取营养。中国之善不是大家原来想象的自己什么都不好,什么都得从国外搬过来。当今中国已经摆脱落后依赖的状态,中国之善的公共精神是很多发达国家都很难做到的,而这对大家来说则是一种常识,这是值得大家骄傲的地方。大家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要善于从中国大地来汲取营养。

  其次,大家要学会与公共部门密切合作,共同开发公共之善。西方政治学有一个理论,假设政府是必要的恶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跟这个假设恰恰相反,大家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善,从大禹治水开始,大家就赋予政府公共治理的权力,尤其是给老百姓办实事的能力,政府需要不断改进。中国的政社关系有自己的立足点,对公益慈善组织来说,学会和公共部门密切合作,是非常大的课题。

  再者,大家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紧密结合,汇聚平民慈善的巨大力量。过去大家没有意识到,在中国要真正组织起来的话,平民慈善的力量相当大,因为大家人口众多,一人捐10元,14亿人很快就是140亿元。

  此外,大家还要学会与企业和慈善家深度结合,持续引领商业向善的潮流。


  二、共同应对需要深度融入国家战略体系

  推动建立纳入国家战略的行动框架

  共同应对的立足点在哪里?我认为是要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发展体系。大家可能会说,国家战略和基金会战略不太一样,而这次疫情应对教给大家的恰恰是,中国的慈善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多个立足点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,只是领域不同而已,慈善组织应当主动响应民生为本的国家战略。

  中国政府以民生为本,中华民族五千年信奉的是民本主义,慈善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应当是官民融合,而不是反向而行。过去,慈善组织隐约好像有一种越独立于政府越好的感觉。慈善组织当然要独立自主,但应该是在法律框架内和政府保持一种战略性的密切合作、呼应配合,这在社会领域表现尤其明显。

  比如说,中国政府确定的全面脱贫、乡村振兴、厕所革命、垃圾分类、长三角一体化、大湾区建设等等,这些都是世界公益的主调,也是中国政府的基调。环境保护、保护动物的领域,在一些发达国家仍然是个大难题。在中国,党和政府应对疫情很快做出行动,通过新的保护动物的法律,上升为国家意志。一些需要努力很多年的事情,现在大家一呼百应马上就促成,这是很多国际公益组织想做都做不到的。

  在中国,公益的主调和政府的基调存在密切融合的格局,这是其他国家无法达到的格局,它们可能存在其他方面的政治障碍。中国的政府行为和社会组织行为的一致性,是非常明显的。


  所以,我的结论是中国公益慈善界需要在共同应对的环境中,主动融入国家战略。此次疫情,既考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,也考验大家公益慈善组织自身的治理能力。面对当前的复工复产,大家不能做边缘化的思考,遇到困难不能等着政府、社会来帮助。换一个角度,当大家自觉来开发并具备这样的公共精神时,大家就会思考,大家自身复工复产的需要能够和政府形成什么样的密切互动。现在正是考验大家并促成大家转型的时候。

  这次疫情应对表明,中国红十字会、中华慈善总会等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,它们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。关键在于,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应当自觉地在积极的交往中,建立网络化的合作机制,形成结构性的联系,从而更为顺畅地与公共部门之间形成密切的良性互动。在慈善事业当中,不要再分彼此了,做事情还要定身份,你的身份是这个就合作,你的身份是那个就不合作,这样很不好。

  这次疫情中有一个典型案例,是我接触比较多的湖北省慈善总会。他们默默无闻做了很多事情,团队人员非常辛苦,遇到了不少的挑战,他们用了一些智慧的方法,和很多小的慈善组织包括地方的慈善组织密切合作,他们最终取得的成绩和效果非常突出,让政府和社会都感到满意。

  像这样的平台,大家为什么不去进行很好的互动合作呢?在疫情应对期间,我和湖北省有关政府部门的朋友在微信群里聊天,大家讲到,所谓的合作或合力,其实是共同的需要。彼此通过对方的平台,再连接更多的平台,才能真正形成共同应对的合力。


  三、共同应对挑战需要以社会服务为本

  自觉推进公益慈善格局的结构优化

  空泛的争论没有意义。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,大家需要思考,大家的基本使命是什么?从全世界来看,大家和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区别,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金以后,整个社会大的主题就是社会服务。大家说公益慈善组织应运而生,应哪个运?生出来做什么?其实就是做社会服务。脱离了社会服务,大家整个慈善组织就会被边缘化,一定进不了大的平台。

  当前最紧迫的是要优化公益慈善力量的结构,形成互补的系统,这需要不断提升专业化的深度开发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。大家大家走在一块,是互相简单地抄作业,低水平的重复或者是简单化的模仿?还是大家互相找到结构性的互补点,形成整体的合力?这是大家共同应对需要特别思考的。

  当前,专业化的社会服务面临着重大的突破。养老服务、儿童福利和保护、残障人的各项事业以及乡村振兴等,都有着极大的社会需要,也都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就业,公益慈善组织面对迫切的社会需求,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。大家不妨从很小的地方开始,像垃圾分类、厕所革命这些小事情,到底是不是国家的战略?大家投身进去,是不是可以引领、倡导一些行动,甚至有一些发明创造?


  我特别希翼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未来成为组织协调、推动倡导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最有力的促进平台,这样的平台非常重要。比如这次峰会,湖北的公益慈善组织和基金会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互动和对接,这是很好的,不同区域和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密切合作,可以给社会树立一种风气,起到示范作用。

  这次湖北峰会揭开了湖北和全国其他基金会的互动框架,大家能不能尽快揭开其他区域公益生态的合作序幕?比如长三角慈善一体化的历史性进程,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已经行动起来,大家能否尽快揭开以基金会为代表的长三角民间公益一体化进程,并且自此形成良性的政社协同?

  历史机遇摆在大家面前,就看大家如何选择。从公益时代的视角,大家共同应对的前景是广阔的,有着重大机遇。希翼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遇,真正快速地让大家的基金会,让大家的慈善组织发展起来,承担起更大的社会使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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